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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两则:辞职的济宁市长梅永红

blog123 财经资讯 2021-09-15 14:25:02 165 0

两年前的九月,我们曾被一则新闻刷了屏,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了,加入华大基因并担任华大基因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
市长辞职,这其实并不算是一则小新闻。下面,是梅永红辞职后,亲自撰写的一篇文章(可以略读)
很高兴在离开科技创新领域六年以后,还能够回到这样一个环境里,跟大家共同讨论有关创新的话题。关于创新,这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我在科技部工作的时候,十年前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依然有讨论的必要。
我今天结合自己从部委到地方,再到企业的工作经历,重点谈谈企业创新面临的几个体制机制障碍。
1、政府职能定位问题
对这个命题,我算是比较有发言权。我以前在部委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后来作为市长是具体的政策执行者。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社会在转型,相比较前十年、前二十年,各方面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我也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政府在管理理念、管理架构、管理工具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长期谈论的政府越位、政府缺位,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政府越位的问题。我在科技部任职的时候就多次提出,为什么要让政府部门来分钱呢?为什么要让政府官员决定科技人员做什么具体的项目呢?政府本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但实际上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从而可以直接决定着一个科技人员去做什么样的课题,能拿到多少科技经费,成果到底是多高水平,能拿什么样的奖励,甚至最终由此延伸到他到底能住多大房子、到底能拿多少工资。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院所制度,要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什么还依然乐此不疲地分钱呢?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呢?
记得我在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的时候,曾经试图对科技奖励制度有所触动。我深知,这样一个奖励制度尽管有它的独特价值,但作为影响科技活动的一个重要标杆,其中确实存在着许多悖论。
但是,当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中外科技奖励制度的比较,关于科技奖励制度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出要对奖励制度改革的时候,发现阻力很多而没有获奖的成果反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于政府内部,尤其是奖励体系中的官员,甚至还来自于一些科技人员。
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比如 “科技进步奖”,究竟对科技进步有多大的作用?由政府来裁决某个项目是一等奖、二等奖或三等奖,真的有意义吗?事实上,我们看到不少获得奖励的成果,在市场和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政府认定获奖了,科技成果才有价值、有公信力了吗?
再谈谈缺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更让大家感到困扰,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体系,怎么还会缺位呢?比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许多人还是希望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但是我更愿意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政府能不能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做更多的努力?能不能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下来?
如果政府这么做了,也许中国现在有一大半陷入困境的企业能够很快走出困境。具体来说,土地成本能不能降一点,那是由政府决定的;能源成本能不能降一点,在当前这种经济形势下“三桶油”依然赚的很多;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一点,中国的物流成本比欧美物流成本要多10个百分点,遍布全国的公路收费站让众多企业叫苦不迭;融资成本能不能降一点,欧美日本的融资成本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我国从表面上看也已经不高了,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税收能不能降一点,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一定能够让众多企业渡过眼下的寒冰期。
总之,这都是政府应该做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事,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到,这就是政府缺位。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创新问题上。我们能不能为创新提供更多更好更低成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呢?以生物技术为例,我认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大家知道,21世纪必将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世纪。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纪,注定要比近代历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更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
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着太多机会,面临着在这个领域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这个全新的时代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太多的困扰。
美国奥巴马在任期间,不断抛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计划,如百万人基因组计划、脑科学计划、登月计划、微生物计划等,举美国国家之力来推动这些重大科学工程,真正体现美国的国家意愿、国家意志,真正体现国家有效的组织。
但是我们呢?我看到很多的战略都是停留在纸面上,这个领域仍然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即使有了一些专项,也往往被异化为各单位之间的“分肥计划”——没有人会对最终的结果真正负责。我们国家的组织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面对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处在小分队的阶段、游击队的阶段,我们如何跟那些本来已经走到我们前面的国家去比拼、去较量呢?!这就是典型的政府缺位。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位也很突出,成为困扰众多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些年来大家一直谈论这个问题,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我在担任市长期间,曾经深度介入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知识产权官司,陪着被侵权的企业一路打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之所以愿意介入,一方面是因为我曾从事过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公道和法理,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太歁负人。
一个归国十几年的学者,穷尽智慧和身家投入技术创新,不仅研究成果被别人盗用,而且反过来还被别人追着打。官司打赢了,但我的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现实中类似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很多,在这种问题面前我们的法律工具到底有多大力量?政府公信力究竟有多大力量?
总之,在创新问题上,政府职能转变、职能定位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2、企业创新问题
在企业创新问题上,我特别想谈谈企业家的地位。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熊彼特的理论,即创新不是一般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是新要素的组合,进而完全市场实现的全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认为企业家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
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认可技术创新,认可企业家在技术创新的独特地位,我们是不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来看待?现实情况未必是这样的,我们对企业家包容吗?我们包容的够吗?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面对很多复杂甚至恶劣的环境,他们是在负重前行啊!
今天很多人只看到企业家的财富和光鲜,许多人戏称企业家是“土豪”。但是有多少人看到企业家捂着被子在哭?有多少人看到企业家走投无路时的场景?很多人对企业家吹毛求疵,计较企业家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却很少有人关心有没有为企业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每一个企业家都是企业的灵魂,他们依托企业创造社会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够吗?
我是从政府官员走进企业的,记得当时媒体热炒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认为我的转型最需要勇气。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从一个政府官员到一个企业家,为什么需要天大的勇气才能跨越这一步呢?这个勇气的背后是什么呢?这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许多人的眼里,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多大的企业家也不如当官的。我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看到很多官员对企业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令人心寒。
有一次我召开一个慈善会议,召集当地一些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座谈。进到会场后发现座位分成两圈,坐在内圈的全部都是各个部门的局长、处长或科长们,而那些捐资百万、千万的企业家反而坐到了外圈。我说,这是给谁开会呀?我是来跟企业家对话的,你们把局长、科长搁到里面跟我对话,我跟你们对什么话呀?所以我要求当场就把位子换了,把企业家请到内圈来。举这些例子无非想说明一点,尽管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
还有,对企业家或者企业来说,当前的竞争环境公平吗?今天我是在民营企业,一听到这样一个话题我都感到很敏感,我们现在真的公平吗?在很多领域,对民营企业仍然有歧视性的门槛,不少政策也有明显区别。比如国家科研经费和科技项目,体制内与体制外、国企业和民企是对等的。有的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去年我们华大和一个地方的国有控股公司产生经济纠纷,那个公司总共只有六个人,华大有五千多人。但那个公司老总跟我谈到纠纷的时候说:“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言下之意,华大只是一家民营企业,跟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我就在想,这样一家只有六人的国有控股企业,居然比一个拥有五千多人、在许多领域都走到世界前列的民营企业还有底气,他们的底气究竟来自于哪里?现在人们对民营企业有一个新的称谓,叫非公企业。
我真希望不远的将来不再有这类名词,希望这种名词尽快从中国的词汇语台上烟消云散。企业就是企业,为什么非要分成三六九等呢?凭什么民营企业就要比国有企业的地位低几分呢?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我们的企业家不能够昂起头来,不能真正激发起他们创新的热情。
3、创业投资环境
我们都有一个认识,就是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成功,也是创业投资的成功。以色列今天被称为“创业的国度”,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全球最密集的各类创业投资。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也有了很多创业投资,为中国技术创新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很大的困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地鸡毛”,已经殃及到创业投资,殃及到千百万投身于创业的创业者。目前在IPO排队的有很多企业,而且这个数量还有不断增加。大量的创业投资无法及时地通过二级市场来变现,这个路子一旦堵死了,不仅仅是创业投资本身的利益回报问题,更是把国家提倡的创业创新之路给斩断了。
我接触了很多的创业投资人,可以说他们现在大都陷入这种困扰当中。大家试想,当创业投资都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当创业投资家都陷入迷茫的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有积极性投资创新创业呢?我们国家现在极力推崇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伟大号召,会不会因此而落空呢?
总之,我现在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表明,创新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生死符。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症结大都是因为创新能力不足。要摆脱这种困局,同样需要依靠创新。
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困扰中国创新创业的体制性障碍。哪怕只是往前走一小步,我认为也是进步,也是希望!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梅市长是一个相当有理想、相当有抱负的精英型人才,我对这样的人是真心十分敬佩的。而网上也有一些文章,“揭秘”和阐述梅市长辞职的“真相”,比如提到了公务员工资的杯水车薪、对僵化行政的无奈以及遥远的八十年代的下岗潮的可能的影响,等等等等,借机批判了一下体制。但梅市长所值得观察的地方,咱还得采用一些的更高的视角……
下面,是另一篇2015年的来自凤凰的新闻(可以略读)
【特别报道】中组部5年前选派任职地方的66名厅官,19人已回京
  学者: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提拔至副部级
  2015年7月,50岁的辛国斌从青海省副省长任上调回工信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在工信部党组成员中排名第7位。他也成为2010年秋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厅局级官员中“回炉”北京的最新一例。
  5年前,时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的辛国斌转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并于2013年7月就地提拔,出任青海省副省长。
  当年同辛国斌一起赴任地方的另外65位中青年干部现状如何?又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仕途之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了梳理。
  19人已确定回京任职,2013年回京最为密集
  2010年,中组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时国家选派的这66名厅局级干部,都是从国家机关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中青年干部。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公开渠道统计到其中56人的信息,辛国斌是第19位已确定回京任职的官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66名赴地方交流的干部回京任职的情况最早发生在2012年,当年有3名干部回京,分别是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的陈改户,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的滕佳材和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的张小国。
  而2013年则成为这批干部回京最为密集的年份,当年共有10位干部回京,2014年回京任职的干部有5位,加上辛国斌,当年赴任地方的66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已有19位回京任职。
  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干部回京之所以多发生在2013年,主要是交流到地方的干部基本上是以3年为一个期限,之后还会有干部陆续回京工作。
  回京官员中至少11人升任副部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在已回京的19人中,至少有11人确定升任副部级。这11人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就地提至副省级后回京。比如辛国斌,他在青海省被提拔为副省长,而后回工信部出任副部长;再比如时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的喻红秋,于2010年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之后提拔至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继而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已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还有一种情况是回京后提拔至副部级。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名官员属于这种情况。例如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的史耀斌,赴任地方前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出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之后出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并于2013年出任财政部副部长。此外,现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吴清海等人皆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就地提拔副部级,且至今未回京的官员也颇引人关注。例如刘昌林,2010年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于当年转任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并先后出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他已于今年8月升任江西省副省长。
  除刘昌林外,现任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桂,陕西省副省长杜航伟等人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66名干部中至少有16人跻身副部级之列,其中有些是“回炉”北京后晋升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在地方晋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统计的56名厅局级官员中,47人为“60后”,仅6人是50后。
  竹立家主任表示,国家是要培养年轻干部,“18th是50后时代,19th就进入了60后时代,以60后为主导。除了少数副国级以上干部,50后在19th以后会逐步退出舞台,因为我们的副部级干部一般60岁退休。长江后浪推前浪,年龄在这里放着。”
        而目前已有16人提拔到了副部级,已经占了24%,约五分之一的比例,其他没有被提拔的厅官,未来还会有多大被提拔的几率?
  竹立家对此比较乐观:“目前五分之一的比例已经很大了,如果干得好、发展正常,还会有一些人得到提拔重用,因为以60后为主,年龄空间还很大,正常情况下,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提拔,还有10%的提拔空间。”
  至少8人仍在地方担任市委书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厅局级官员中,“辗转多地”任职的现象颇为普遍,其中一些目前仍在地方担任市委书记。
  例如环保部规划与财务司原司长舒庆,2010年任河南郑州市委常委、荥阳市委书记,后又依次主政巩义市和新乡市,现为河南省新乡市委书记。
  除舒庆外,现任河南省商丘市委书记魏小东,此前曾任洛阳市委副书记、鹤壁市委书记,而在赴任地方前的职务是中央编办四司司长。此外,现任连云港市委书记杨世昌、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等人也属于这种情况。
  除了辗转多地任职的情况外,还有一些干部5年来基本没动窝,一直在当地工作,但是,这些官员大部分在职务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例如,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王正谱,2010年10月赴辽宁省辽阳市任职,于2011年1月成为辽阳市市长,2014年9月出任辽阳市委书记。再比如商务部财务司原司长徐加爱,于2010年出任浙江金华市代市长后,先后任金华市市长、市委书记。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8人在地方任职市委书记,除了市委书记,至少有6人在地方任职市长。
  一人辞职,一人落马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有两人的仕途之路让人颇感意外。一位是从山东省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任上辞职下海的梅永红;另一位是落马的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
  尽管每一次官员辞职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的关注,但梅永红辞职的消息似乎更为轰动,因为他身为66名厅局级官员中的一位,而他也是66名厅局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辞职者,现已出任华大基因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
  针对梅永红的辞职,竹立家表示“很正常”,“他辞职后到深圳的一个高科技公司任职,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因为原来在科技部工作,他在科技界,可能对国家贡献更大。”
  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还有一位现已落马,他就是曾经的海南省副省长,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冀文林,他于2014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1966年7月出生的冀文林,落马时的年龄是48岁。在被派往海南任职前,冀文林是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到海南后,他出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而后迅速成为代市长,之后出任市长,并于2013年升任副省长。他也成为66名干部中,唯一的落马者。
  “人是会变的,随着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人可能就堕落了。”竹立家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评述。(《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嗯,上图倒数第二位,就是梅市长本人,为2010中组部所选派的厅官中的一员。不过呢,从司长到市长,其实级别暂时是下降了的,开头并不特别完美。但没关系,资历更为重要,可是……
作为一位科研领域出身的精英,睿智的梅市长自然能明白,2012年之后,满腔的抱负所施展的舞台,虽然也有些许,可远远、远远不如原先般广阔了。而2015年时,出身科技部已经50岁了,在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尤其是今日的山东,已然韶华昨非。这样一位有理想、有魄力、有头脑、有核心竞争力的精英,更加知道应该怎样抛弃被动,拥抱主动了。
小树的分析全部取自官方公开消息。而许多新闻之间都需要触类旁通的串联,是不是连起来一看,很多表面的大堆砌、大文章之下,原理其实都很简单清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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